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洋是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我国经略海洋、开发海洋历史悠久。改革开放后，海洋经济进入加快发展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加速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深化国际海洋合作与治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影响全球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与生态安全。海洋也是重要的生命保障系统，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100千米的海岸带地区。我国开发海洋历史悠久，先民“煮海为盐”“耕海牧渔”，创造了延绵不息的中华海洋文明，为发展海洋经济积淀了深厚基础。
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包括直接从海洋获取产品的“一次产业”，如海洋渔业、海洋捕捞等；以海洋资源为加工对象的“二次产业”，如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涵盖大量提供涉海服务的“三次产业”，如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我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广袤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是名副其实的“蓝色粮仓”。在陆地资源日趋紧张、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向海洋要空间、要资源、要动能，是破解发展瓶颈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海洋开发主要围绕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港口运输等展开，相关政策以地方行业管理为主，“海上山东”“海上福建”等加快建设，逐步构建起沿海地区率先开发开放的良好局面。2003年，国务院出台《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指导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推进海洋经济发展”。2012年，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优化海洋经济总体布局，提出“推进形成我国北部、东部和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2012年我国海洋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已逐步形成规模，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强调发达的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海洋经济迎来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此后，《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关于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出台，海洋经济发展全面提速。2018年组建自然资源部，海洋经济发展、资源管理与空间规划进入陆海统筹的新阶段。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专章部署“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强调“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十四五”时期，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连续迈上9万亿元、10万亿元、11万亿元三个台阶，占国内生产总值约8%，海洋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我国海洋经济的“蓝色引擎”持续发力，已成为稳增长、扩内需、促开放的重要动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顶层设计逐步完善，沿海各地出台配套实施方案与专项规划，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因地制宜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我国构建起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形成“三圈引领、多点支撑”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三大海洋经济圈持续扩能，成为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
北部海洋经济圈以环渤海地区为核心，涵盖天津、辽宁、山东、河北等地，重工业基础雄厚、科研实力强。针对北方冬季冰冻期长的特点，北部海洋经济圈避开对气候条件依赖度高的海洋旅游等业态，依托环渤海湾的油气资源和重工业基础，聚焦海洋油气业、海洋装备制造业、现代海洋渔业等优势产业，将科技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走出一条“存量升级、科技赋能”的转型发展路径，形成了“科技+重装”的产业特色。例如，山东威海聚焦远洋渔业和海洋牧场建设，建成国内最大的远洋水产品运输船队，水产品产量连续30多年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青岛依托海洋科技资源集聚优势，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涉海高端研发平台占全国的40%；大连、天津等港口城市立足自身优势，推动传统临港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油气开采、海水淡化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2024年，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31899亿元，较2020年名义增长33.1%，成为带动北方沿海地区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
东部海洋经济圈以长三角地区为核心，涵盖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背靠长江腹地，拥有优越港口条件。东部海洋经济圈依托长三角的开放优势、科技创新能力和成熟市场环境，以及长江黄金水道带来的巨大货运需求，将港口优势延伸至产业链高端，以现代海洋服务业反哺先进制造业，在国际航运服务、海洋电子信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领先优势，走出一条“区域协同、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发展路径。例如，浙江宁波依托宁波舟山港世界第一大港的优势，推动港航物流与海洋科技深度融合，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江苏连云港依托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区位优势，推动国际海陆物流一体化模式创新，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大通道。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上海贡献了全国10%以上的海洋生产总值，成为辐射带动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枢纽。2024年，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33446亿元，较2020年名义增长37.7%，成为我国海洋经济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南部海洋经济圈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涵盖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民营资本集聚、创新生态活跃、市场嗅觉敏锐。依托广袤的南海海域、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以及温暖气候带来的长周期滨海旅游优势，南部海洋经济圈从“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4种外商直接投资形式）的临港加工业起步，逐步向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海洋旅游等产业拓展，走出一条“开放引领、创新拓展”的增量发展路径。例如，福建福州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推进海洋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涉海金融服务模式，海洋资源要素活力充分释放。海南陵水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开展海洋旅游业国际化高端化发展示范，创新“海洋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国际海洋旅游目的地。2024年，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37858亿元，较2020年名义增长33.3%，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对外开放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增长极。
“逐新向绿”助力提质增效
进入新时代，我国海洋经济从传统“靠海吃海”的资源消耗型经济，逐步演变为集高新技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经济，以“逐新”为动力，“向绿”为底色，为提质增效开辟广阔空间。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逐新”成为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破解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海洋科技创新力度，推动海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逐步构建起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梯次发展格局。2025年，全国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比为4.5∶37.2∶58.3，服务业占比持续提升，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迈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海洋船舶工业、海洋电力业、海洋旅游业快速增长，深远海智能养殖工船、现代化海洋牧场推动传统渔业向智能化、生态化转型，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超70%，智能船舶、自动化码头推动海洋交通运输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方面，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海洋能装备技术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约占全球的28%，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海洋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未来产业布局方面，沿海地区立足自身禀赋精准发力，山东重点发展新型海工装备和海上风电，上海前瞻布局未来深远海资源类和融合创新产业，广东聚焦海洋空天与深海极地产业，海南探索开发深海资源和培育发展极地产业，为海洋经济长远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海洋生态和海洋经济相互依存，我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海洋经济向绿而行，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实现海洋资源永续利用。海洋生态保护空间布局方面，以陆海统筹为主线，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已建立涉海自然保护地352个，保护海域约9.33万平方千米，初步形成沿海生态保护网络体系。海洋生态系统修复方面，“十四五”以来，累计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82个，整治修复海岸线480千米、滨海湿地330平方千米，新营造红树林88平方千米，海洋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海洋防灾减灾方面，基本建成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陆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海洋灾害应急响应能力持续提升。辽宁省葫芦岛市天角山海岸生态减灾案例、河北省秦皇岛市七里海潟湖生态减灾案例等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第二批《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
海洋经济成为全球发展新引擎
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球发展新引擎和竞争新赛道。沿海国家竞相出台蓝色经济战略，强化海洋经济治理，加大海洋高技术产业投入，同时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形成差异化发展模式。
发达国家依托科技研发、产业升级和规则制定等优势，全面发展蓝色经济。美国以海洋基础研究为支撑，发布《预测海洋：2025—2035年十年海洋科学》，聚焦海洋观测计划、科学大洋钻探等领域，持续投资海洋科学基础设施，推动海洋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英国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将海上风电、氢能、绿色航运纳入“绿色工业革命10点计划”，扩大海上风电开发规模，布局氢能源产业链，以绿色航运振兴港口及沿海经济。新加坡依托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制定海事数字化行动手册，搭建海事数据中心，简化港口清关服务，构建数字港口生态系统，以数字化赋能海洋产业发展。挪威注重平衡发展与保护，通过海域管理计划统筹海洋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明确海洋区域管理框架和优先事项，规范海洋开发活动，实现海洋经济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发展中国家将蓝色经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开发海洋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破解发展难题，成为全球海洋经济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非洲、太平洋岛国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海洋合作，借助国际技术、资金和经验，推动海洋港口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渔业，逐步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中国积极建设蓝色伙伴关系，发布《“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蓝碳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同时，推动同所有海上邻国开展海上共同开发，全面推进海洋科技、环保、海事、能源、执法、渔业等涉海各领域务实合作。
全球海洋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但其可持续发展仍面临多重风险。一方面，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海洋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少数国家试图凭借技术优势和话语霸权主导新规则制定，传统海洋大国与新兴海洋国家围绕海洋治理主导权之争更趋激烈。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海洋灾害呈现频率增加、强度增大、影响范围更广的趋势，给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短板弱项亟须精准破解
向海洋要空间、要资源、要能源的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我国海洋经济呈现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动能加快转换的良好局面。但也要看到，由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还存在短板弱项。
海洋产业“大而不强”与科技创新“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从全球价值链来看，我国海洋产业规模总量占据优势，但整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环节。传统海洋产业大而不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但规模小、占比低，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相对有限。与此同时，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供给偏弱，核心与关键共性技术自给率相对较低，这一方面源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即海洋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海洋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增量投入，未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技术—产业”的供需错配，导致创新链无法充分赋能产业链，不足以有效驱动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
海洋资源“粗放利用”与生态环境“刚性约束”冲突有待缓解。一段时期以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较为粗放，围填海、近岸养殖等高强度开发活动导致部分海域环境污染和生态功能退化。相关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海洋环境质量总体稳中向好，但辽东湾、长江口、杭州湾等部分近岸海域仍存在劣Ⅳ类水质分布，赤潮、绿潮、海水富营养化等现象时有发生，资源开发利用层次和效率亟待提升。
全球海洋发展格局深刻调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一方面，少数大国通过设置技术壁垒、贸易关卡和规则门槛，打压我国海洋科技和海洋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极端天气频发，不仅直接破坏沿海基础设施和海洋生态系统，而且导致渔业资源跨国迁移，或引发海洋权益争端。
高效开发利用实现跨越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作出相关部署。立足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深化国际海洋合作与治理，推动海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解“创新孤岛”困境，强化关键核心技术供给。针对海洋科技创新“有效供给不足”与产业需求脱节问题，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广“揭榜挂帅”制度，聚焦“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国产化率。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整合涉海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资源，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协同创新体系。完善科技评价机制，将创新成果转化绩效纳入考核体系，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协同推进“存量变革”与“增量发展”，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眼于解决海洋产业“大而不强”问题，坚持改造传统产业与培育新兴产业并重。一方面，推动海洋渔业、海洋运输、船舶修造等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重点发展海工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采矿、海洋新能源等未来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推动产业链向研发设计和售后服务两端延伸。
三是坚持陆海统筹治理，强化资源集约利用，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同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蓝碳交易、海洋生态补偿等市场化路径，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大海洋生态修复力度，推进“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加强入海排污口监管，构建陆海联动的污染防治体系。通过源头防控与末端治理相结合，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承载力的动态平衡，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拓展蓝色伙伴关系，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持续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海洋科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务实合作，建设更加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主动参与国际海洋治理规则制定，增强在深海采矿、极地科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加强应对海洋灾害与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推动数据共享与技术交流，共同提升海洋防灾减灾能力，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来源：经济日报
